我在福州军区“暗室”工作的日子

我在福州军区“暗室”工作的日子

作者：茂盛的常青藤 

    “无线电测向”和“无线电定位”是一对孪生兄弟，是信息化战场上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它象“火眼金睛”一样，可以让喜欢玩儿信息战“花招”的敌人“现出原形”。另外，如果你的反应速度足够快、定位精度足够高、测向设备足够先进，就可以抓住稍释即纵的时机，捕捉到敌人先进快速通讯设备短暂的发信时机，根据你的准确测试，摸清作战对手的飞行器、军舰、核潜艇以及各种电台、雷达等所有有价值军事目标的准确位置，使战场出现单向“透明”，便于我军对敌实施远距离精确打击，所以，在敌我双方都大量装备远程精确打击武器的今天，你再怎么形容它的重要都不过份。 

　　“无线电测向”技术是我军在抗美援朝作战时向苏联军事顾问学会的。在历史上，特别在抗日战争前期，由于我八路军和新四军不懂无线电测向技术，不注意重要电台的隐蔽和防范，曾屡遭掌握这项技术的日本侵略军的突袭。抗日战争中我八路军受到最惨重损失的一仗，起因就是被日寇使用了“无线电测向”技术侦测到我八路军总部在太行山开设的大功率电台的具体位置，然后有针对性地对我八路军总部发动“九路围攻”，造成我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在组织突围时英勇殉国，八路军总部机关以及新华社等单位受到数千人牺牲和被俘的惨痛损失。 

　　建国后，“无线电测向”技术成为我军侦听部门对付国民党特务电台的“看家”手段之一，在建国初期，针对潜伏在大陆的众多国民党特务电台，我军老一辈侦听人员，正是巧妙地使用了无线电测向技术，才摸清和破获了中国大陆上所有国民党的特务电台，使国民党颠覆新生政权的企图成为泡影，使美国在当时被迫中止了派遣特务携带电台对大陆进行的情报工作，由于在间谍战、情报战中不断失利，美国被迫只好以“铁幕”来称呼将反特工作做得“密不透风”的大陆共产党政权。 

　　我入伍后，由于福建前线部队仍然处于和台湾进行“开战”状态，部队担负的情报工作非常繁重，特别是“反派遣、反袭扰”的斗争依然非常严峻，我们经常会截获台湾“小股”特务企图上岸的信息，我海防部队和空军经常与台军“接火”，这时如果你能在部队的情报机关工作，会感到特别“刺激”和“过瘾”。当时正逢1969年与苏联交恶，我们军区的28军已经调往华北去直接防御苏军的进攻，全国都在进行紧急备战，我在参加战备值班时除跟着老侦听员收集境外的情报信息外，在空余时间还要学习本单位装备的所有无线电设备的原理和维修及其他科目的军事知识；就在这段时间，老兵也教会了我使用无线电测向技术和军用地图去测定各种电磁辐射源（电台或雷达站等的统称）的具体位置。由于我特别喜欢这项技术，又从小学会了看军用地图，加上平时摆弄、钻研的时间比别人多得多，所以给我们老站长造成了这么一种印象：“这个家伙这项技术肯定比别人好”。这也是后来他极力推举我代表全站去参加全军大比武的理由。还有一个因素，全站所有的机器设备大部分划分到四个值勤班组去“承包”了，即日常的测试和维护工作都分别承包到各值班组的每个人名下，而惟独测向设备承包给了不用参加值勤的机务组，而这个机务组的两个人又都是“技术革新小组”的主要成员，他们平时不用参加值班，也根本顾不上对测向设备进行维护、管理，刚好我经常使用这些东西，所以我就顺带替他们把维护工作都做了。后来不知不觉中，这些测向的玩意儿仿佛成了我“私人”专用的设备了。 

　　不过，说实话，在此前的许多年，我站的同志谁也没有对无线电测向工作给予很高的重视，更没对如何发挥它的真正作用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另外，我站的前辈一代接一代往下传授这项技术时，总是向继承者灌输一种不太正确的道理：无线电测向的最大特点就是“不准”，出现一些偏差是“正常”的，从而给大家造成不用深钻只要“会用”就行的错误印象。还有一个长期形成的通病，就是各级对无线电测向的准确性没有一个硬性的要求，这也是这项技术长期得不到重视的主要原因。譬如，上级要求你马上侦测一艘台湾军舰在海上的大概位置，你按要求测试并上报了，具体准不准，再也没有人反馈给你，测的不准也没有人来批评指责你。有关方面认为把我们测试的大概数据告诉雷达站就够了，反正雷达站也会将目标的精确位置测出来。就这样，这么重要的一个技术侦察手段，就在很多年当中没有起到它应该起到的重要作用。 

　　我记得，在某次演习中，我站曾出现过一次将参演的我军两支相邻部队的左右位置颠倒了个个儿的重大差错，但测试者后来把责任都赖到那个倒霉的定向设备上了：“都是因为它测试精度太差，才会发生这种错误”！我们部队图书馆收藏有大量军事通讯和侦听业务的教科书，而我参考过的权威教科书上对测向说的特别简单，认为：无线电定位，不管你是三轴定位还是四轴定位，但你最后只能把目标确定在一个“三角形”或“四角形”的区域内，你不可能非常准确地把它确定在一个点上。正因为如此，我们大家都认为测试不准确是应该的，这个结论可能早已深深地印刻在每个军事指挥员的脑海中了！但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我感到特别骄傲的是：在自己服役期间，终于和战友们一道，揭开了无线电测向不准的秘密，并且还在全军大比武中以优异的成绩彻底推翻了苏联专家的结论！ 

　　①“惊天大发现”。那是在1975年初，我们单位领导布置新的一年“岗位练兵”训练科目，老站长特意把我叫去，让我负责无线电测向技术的骨干培训，并跟我说，我们单位已经好多年不用这些设备了，再不训练怕是要失传了，你赶快把老的设备都找出来修好，好好备课，准备给全站同志介绍这项技术，并且要做到“人人懂原理、会使用”。 

　　接到任务后，我马上到器材仓库，开始在堆积如山的电台堆里翻找那些老式无线电测向设备，费了老大劲儿，终于翻出来了几套旧的要命的设备：你看：那套带“四基”阵列天线的是英国货，用的是美国和西欧的测向技术；那套带“三基”阵列天线的是苏联货，用的是东欧和苏联技术；那台有“大木钟”显示表是德国货，听说是过去福州军区的前身“三野”10兵团解放上海市时从国民党驻上海警察局缴获的，据说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里那部我们地下党的秘密电台，就是被敌人使用这套设备给侦破的；另外还有一些我站老前辈们搞技术革新时，自己制作的配合这些侦测设备的革新天线，结果不知什么原因，都象“废物”一样堆放在仓库里，现在已是人走茶“凉”喽。我和施工、李工兴冲冲地把这些破烂搬到教室，然后接上电源，经过我们的精心整修和拍打，这几台设备居然都被我们弄好了。我们接通电源，带上耳机，调整频道，锁定频率，却看到三部便携式侦测设备的显示屏和大木钟的电台指示方位居然各不相同！互相都差个1至2度，到底哪个准？我们谁也不知道。如果使用准确性这么差的设备搞实际操作考核，再将部队拉出去寻找“狐狸”电台，误差将会大的惊人，弄不好这堂课我是要砸锅了！我的脑子一下子就乱了，这时我突然发现自己的身边还站着两位“天才”工程师呢，顿时来了主意。我就对施工程师说：“你把设备指示不准的原因检查一下，用最快的时间把它们修好”。施工向我要设备的说明书和电原理图，他说：“我过去没研究过这种东西，不知道原理怎么修啊”？我说：“我从来也没见过说明书，我只记得过去教过我的老兵说，它的测向原理在于它的这个天线阵，由于几根天线之间各有一段间隔，所以造成接收同一个信号的时候这几根天线之间有一个微小的时间差，就是这个差别被捕捉到后，通过机器里的放大和整理，用来推动显示器把电波的入射角度显示出来就行了，具体的你自己分析不就行了吗？还用我费这么大劲儿跟你解释”？施工一听，马上说：“好，我知道这些就够了，你给我两天时间，看我把它们修好”。接到他的承诺后，我总算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两天后，施工果然叫人来找我，我一到教室，就看到三台修好的测向仪整齐地排列在长条桌上，原先坏掉的指示灯已经在闪闪发光了，显示它们已经锁定频率，正在测向。我打开喇叭，上前分别操纵频率旋钮，将三台测向仪的频率刻度锁定同一部电台，我看到，三部测向仪的指针或荧光屏显示的方位度数果然完全一致，分秒不差。我心中暗想：“了不起”！“你查出了什么毛病”？我问施工。“咳，毛病多的要命。最大的毛病就是设备生产厂家粗制滥造”！施工边说边打开机箱的盖板：“你看，它的原理是采集不同时间到达的电波，那么，他在制造上就必须千方百计不要破坏这个采集到的误差信号，因为这是使仪器指示准确的关键。可是实际呢？工厂在生产时，完全按照设备的标准布线安排引线的走向，完全破坏了信号的先来后到，结果这么宝贵的测试信号就在经过布线、放大、显示等一系列的过程中都被破坏了。我按照你说的原理严格按要求连线，严格按照时间误差的快慢选配元件，再用准确的仪表层层把关，经过这么严格的检修后，自然机器就变准了”。啊！天才！我心中暗想：“全世界的测向专家在使用这种设备工作了半个世纪也没能察觉到的误差原因，居然被你给找到了”！这时，我的脑子飞快转动，一边答应施工要我“请客”的要求，一边又提出我的近一步想法：“施工，按照你的说法，那么过去我们测向不准的原因主要是仪表误差造成的，你说，假如我们使用的都是这么准确的仪表去测向，那么，测试的结果也应该是非常准确的，你说对不对？就是说，只要仪表准确，测试者又测得准，那么，我们不就完全可以解决军事测向准确度不高的难题，对不对”？“应该不错”。施工回答我。说到这儿，我们面面相觑，我发现我们两个人的表情开始变了，我们不约而同地想到，我们会不会意外地获得了“惊天大发现”？这么说，这么多年我们所做的军事测向，其实都是拿着误差很大的仪器做着误差很大的工作，而我们和我们的前辈居然一点儿都不知道！这时我们共同把目光投向篮球场旁边的那个从苏联引进的“八瓣儿”式测向天线，还有架设在宿舍后面山坡上的那个测向天线（这两座固定天线是专供坑道机房里的测向设备日常使用的），这两个粗糙的大家伙，可能毛病更多！我们不?找到我们部队的陈总工程师去汇报。陈总的电讯专业技术水平在我们福州军区公认是最权威的，他是“西军电”文革前毕业的高才生，学校原先想让他留校当教员，被他推辞了，自愿到福建前线的部队当了一名普通工程师，他懂英、俄、日、西班牙四国外语，目前正在学习以色列的希伯莱语。他不但是我和我们那儿所有工程师的老师，同时他还是军区“职称办”的副主任。我走进他的办公室，他戴着老花眼镜看了我一眼，热情慈祥地让我坐，然后问我有什么事。我把昨天我和施工程师在检修测向设备时发现的问题向他做了汇报，并询问他过去发现这个问题没有？是怎么解决的？陈总仔细听取我的汇报后，表情有了异样的变化，连说：“有新意、有创意”！他向我说，过去他确实也没有注意过这个问题，并告诉我们，先不要下结论，你们先去做个一定数量的实际测量，将数据或原因弄清楚后，再下结论不迟。另外，他建议我在组织今年的骨干培训时，要注意收集大家的测试数据，以便在最后弄个有说服力的经验总结。并允诺：如果这次培训需要资金支持的话，就让我直接找他解决。 

　　②“一枪定音”。我站在一棵大蓉树下，稍稍分开两腿，微微弯下腰，左手拿着一捆作为电台天线的软线，右手拿着软线的另一头，软线前端绑着一个非常精致的青铜制“三爪”，我用右手象耍“流星锤”一样慢慢转着那个“三爪”，眼睛却在仔细寻找一个约高15米、不粗不细的树枝。我瞅准目标后，右手腕儿一“抖”，“三爪”带着天线象箭一样窜了上去，准确地挂在树枝上。我松了一口气，用手拽了拽，还算结实，我就拉着天线以45度垂角的角度将天线拉到我放在大蓉树底下石台阶上的军用电台上（听说把天线拉成这个角度特别适宜电台的远距离传输）。我将天线与电台连好，打开电源，调准频率后，插上自动发报机，让电台自动开始发报。我看了一下手表，心想机房里的弟兄们可能都等得不耐烦了，不知这次信号收得好不好？我尽量舒服地把腿伸开，坐在石台阶上，长长地喘了一口气，拿起军用水壶，喝了几口水。 

　　测向培训已经进行到第15天了，没想到，第一天的模拟测试考核就“砸了锅”，我作梦也没想到原先认为简单得要命的无线电测向居然几乎考倒了全站的同志，更没想他们中居然还有一多半儿同志根本看不懂军用地图（不知这么多年来他们每天在看那些地图是在干什么）。前几次的测试考核没一个人的成绩令人满意。原先我以为搞测向就象看“手表”那么容易，结果完全不是那回事儿。有的同志测试结果居然会偏离目标100多公里，比瞎猜可能还差。当时，我们在训练中遇到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已经震动了部队领导，他们一方面重新认识到无线电测向在军事上的重要价值，一方面也为从前忽视了这方面的工作感到内疚。上级不断督促我们一定要花大力把这次的培训搞好。这时，我已经被上级任命为这个侦听站的站长。作为站长，我确实觉得责任很重大。我知道，如果我们以这么“逊”的水平去应付军区的作战行动，非出“大事”不可。我感觉已经没有退路了。所以在请示了上级领导后，我决心动“真格”的，好好把我们站同志的测向水平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高度！我决定，家里的培训由施工总负责，并安排军事学院毕业的弟兄担任《军事地形学》的教员，从头开始补习基础知识。我自愿充当“狐狸”电台，到全省各地打“游击”，组织大家实际测量我携带电台的准确位置，并且严格规定，每天的测试结果以“作业”的形式上交，等我回来亲自批改。另外，我们制定了周密的培训计划，除了开头的原理课外，共安排了1个多月的实测训练课。为了从实战的角度进行培训，我准备以未来台海战争的需要作为考核基点，根据我们在福建各地几个侦听站距台湾岛腹地纵深约100至300公里这么个范围作为训练标准，进行严格的培训。

  　　我看了一眼放在电台身旁的步枪，这支枪是我们部队原先的老主任留下来的，它是一支苏制狙击步枪，在我们部队的枪库里已经放了二十多年了，听说原先那个老主任不让上交，所以一直保存到现在。我发现它时，它已经在枪库的墙角呆了不知多少年了，我费了很大劲才把它擦亮。我专门请教了陈总，问这支枪是什么型号，他戴着眼镜端详了半天，说枪名叫“莫干辛娜”，一个古怪的名字。我为什么带着这么大的枪出外工作？网友们可能都怀疑我有“神经病”，其实，我是非常不愿带枪出差的。15天前的那个早上，我第一次背着电台走出营区准备搭经过营区门前的公共汽车到山区当“狐狸”的时候，我们的老站长追了出来，严肃地问我：“带枪了没有”。“带那个干什么，大铁疙瘩，那么重，我要走那么远的山路，累得要命，还带它干什么”？我是大大的不以为然。“赶快回去拿上枪，你知道现在社会上多乱？近一个时期，犯罪分子猖獗的很，你一个人出差，出了事怎么办”？没办法，我得服从命令，就回去带了一把手枪上路了。虽说我空手可以打败好几个普通人，但如果遇上带枪的歹徒怎么办？我还带着军用电台和机密的无线电联络文件呢！结果我在第一天就发现带枪还真有用：我到距离单位一百公里以外的一个山沟里架设电台的时候，突然我的身边密林中传出了一大群猪的哼哼声，那是一群野猪！不知是野猪对我发生了兴趣，还是在附近觅食，反正老是呆在离我很近的树丛里哼哼唧叽不停的叫。我当时紧握着手枪确实紧张的要命，因为我知道这种“54”式手枪的威力太小，如果一群野猪全朝我扑过来，我又一下子打不死它们，那么，我准成“猪食”了。所以，从第二次起，我就心甘情愿地背着这支能把“头猪”打一个“跟头”的大枪乘长途汽车到处去工作了。想到这儿，我把枪拿到自己身边来放好。我现在是在闽北山区的一座中型水库的大坝南端，一个小村庄的村口位置，这个村口有一个名叫“庐山餐馆”的小店，我准备工作完了就到那家餐馆吃午饭。这时，村里那些不用下地干活的老少村民已经把我围了起来。我发现，他们对我这个带着大枪和电台、穿着一身破军装，戴着一顶破草帽的彪形大汉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有几个不到10岁的孩子唧唧喳喳不停的说话，胆子大一点的那个孩子过来问我：“你是解放军叔叔吗？你这支是什么枪啊？是真枪吗？是哪国造的”？我心不在焉地回答他们：“是苏联造的三八大盖儿”？什么？孩子们全都听傻了。说实话，这支枪的外形，是有点儿象日本鬼子那种三八大盖儿的。为了弄到供这支枪用的重机枪子弹，我还专门到军区的军训部，找在那里当参谋的“球友”开的单子，在军区靶场的弹药库专门领出来的呢。我拿出地图，向老者问起这里有没有到深山林场的汽车，我准备下午再前进100公里，在林场再建立今天的第二个测试点，如果时间抓得紧，我可以在晚上8时赶回部队。 

　　这时，我才有空仔细观察了一下周围的风光，心中暗暗惊叹：难道世界上的好风景都到福建来了？这座水库周围的风景简直太漂亮了，如果这是在北京那该多好。这时，我的眼球仿佛被什么东西给抓住了，原来，在水库的东西两边，各有一座大山，这座水库大坝正是修建在两座山之间的峡谷出口处，在两座山的山顶，分别修建了一座高压线的大铁塔，几道好几公里长的高压电线飞跨水库的库区中央，而那三条主要高压线上方的避雷线上，仿佛有一个什么东西。我从军用挎包中拿出一个精致的长形木盒，从木盒里拿出一具奥地利造的青铜质专用射击瞄准具，我把它放在眼前，朝高压线上望去，“呵，原来是只野鸽子，正在避雷线上休息”。我拿起步枪，装上瞄准镜，朝旁边那个土堆走过去，然后把枪放在土堆上，把军用挎包垫在下面。这时村里的百姓看到我仿佛要打枪，都跟在我的后面看热闹。我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个小纸包，打开纸包，里面放着4发弹头上有一圈一圈彩色标示的子弹，这是我跟靶场弟兄们换的，子弹的名字叫“曳光穿甲弹”，按子弹说明书上讲，这种子弹在100至200米之间，可以击穿10毫米厚的钢装甲板。但这种子弹有一个缺点，就是火药的爆炸力太强，一是对枪的寿命有影响，第二造成步枪的后坐力很大。我先推上那几发子弹，然后举枪瞄准，从瞄准镜中仔细观察着那只斑鸠，然后调整瞄准镜上方的棘轮，只听到棘轮喀哒、喀哒地响了6声后，这时那只遥远的斑鸠突然变得十分清晰出现在我的眼前，根据瞄准镜上棘轮的刻度显示，那只斑鸠到我的准确距离是整整600米！我从未打过这么远的目标！“试试看！我这么一枪不发就打道回府，家里的弟兄们看见了，不说我是傻瓜，也得说我是饭桶”！再远也得打！我下了决心。可那些老百姓看到我要打那么远的目标，纷纷议论起来：“开玩笑！这么远哪里打得着？别浪费子弹了”。由于距离远，那只斑鸠在我的瞄准镜里老也稳定不下来，在十字架上跳来跳去，我竭力屏住呼吸，慢慢地稳住枪，几分钟过去了，我终于把握住机会，在斑鸠划过十字分划中间的一刹那，勾动了扳机。这时天空中突然出现一条火龙，直朝目标扑去，我在瞄准镜中清楚地看到，那只倒霉的斑鸠刹时间被子弹给崩碎了，漫天的羽毛向散花一样在空中飘散，直接落入水库的中心。全部的百姓都欢呼起来：“打中了！打中了！真是神枪手！，解放军真是神枪手”！我看到这种情景，心里想：不知这是个什么预兆，但愿对这次“大比武”来说别是什么凶兆才好。 

　　通过反复总结和训练，我们站同志们的测向定位水平大有提高，有好几个同志多次出现了“零误差”，我非常高兴，认为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我们也总结了许多经验，主要是： 

　　⑴进行测向作业的人必须有较高的素质，具备多学科的知识（包括无线电学、军事地形学、气象学等），还要熟知新型无线电设备的工作原理，具备稳定的心理素质； 

　　⑵熟悉作业地区的地理状况，积累了多年的测试数据，并经常对测向进行比对。如果具备上述素质，加上测试准确，加上天候正常（即太阳黑子不出现大的波动），才能排除外界因素干扰，在测向定位中获得精确的测试结果； 

　　⑵ 在对特殊地形上的目标（如大山遮蔽无线电信号或江、湖、海洋等对无线电信号会造成多径强反射时，应该在上述地区实现进行实测，以具备“去伪存真”的能力。如果在实测过程中发现几个测量点交汇误差很大超过定位能力时，应重新分析地形对目标的遮蔽原因，然后可根据部分站点的测试结果重新确定定位地点； 

　　⑶ 如果三条线以上交汇点的误差较大，可以重新反复测试，依然可以找出精准的目标坐标点； 

　　⑷ 总结在培训过程中发现的大量不及格的测试情况，经分析主要原因是由于测试者不专心造成，这是我事先绝对没想到的（因为我自己以前测试时都非常专注，从未出现过这种现象），经过“人盯人”样式的反复实践，绝大部分同志的测试水平比原来有了非常大的提高。 

　　通过培训，使我和全站同志重新认识了无线电测向技术在军事领域里的独特作用和重要性。并通过培训弄清了我们只是初步地解决了针对固定电台的测试，今后还要大力推进对无线电定位的技术革新，正确对飞行器、舰船、调频电台、同频电台群和数字电台进行侦测的能力。 

　　过后，我们通过不断实践和反复摸索，不但能够测试各种无线电台的准确位置，还能抓住有定向功能的无线电辐射源（如定向通讯设备、雷达等）忽隐忽现的信号准确测定它们的位置。在这中间，曾发生过非常有趣的几件事，我整理出来，以馈网友的关爱： 

　　① “我抓住了RS-71”。由于我部的监听系统不断完善，开始可以自动截获某些特殊的无线电信号，所以我们也就有了接触这些信号的机会。一天傍晚，侦听系统的报警喇叭突然传出半导体合成音的讯号：“不明信号！不明信号！”当时我正好在机房，迅速接通了2、3、4号监听站共同锁定了这个信号，并且对它进行定位。奇怪的是，那天遇到的信号移动的速度非常快，远远高于我们过去遇见的飞机的速度，经过我们定时定位的测试，发现目标正以非常高的速度沿台湾海峡中线从南到北方向移动，在穿过台湾海峡后，信号消失于东北方向。我根据目标的移动位置和时间迅速计算出它的速度：每小时约2440公里至2880公里之间！我果断地判定：这是一架执行侦察任务的美国SR-71侦察机，它从冲绳嘉守纳美军基地起飞，沿台湾海峡中线对大陆进行战略侦察，然后又飞回了冲绳。我们迅速接通了空军指挥所，空指经调查后确认，刚才是有一高速飞行物飞过台湾海峡，但雷达操纵员不敢确定是什么东西，还以为是雷达出现了“幻影”。空军弟兄很奇怪我们怎么会知道这件事。后来，我们站其他同志也用这种方式又多次抓住过这个怪物。这件事过了二十年，我才在网站看到了捷克造出了根据这个原理开发出的“维拉”雷达以及美国还拼命阻挠这项军售给中国的消息。其实如果当时我们要想把它做成雷达的话，根据我们当时的技术力量，完全可以在70年代末期完成试制，提供给我军供侦测隐形飞机使用。 

　　② 甭让司令摆“乌龙”。1975年的初冬，天气格外寒冷。我们敬爱的皮司令为了抵制“四人帮”对军队的破坏，又组织了他生前最后一次的冬季大拉练。那次拉练全部由福州军区的精锐部队组成：摩托化步兵师、高炮师、地炮师、防化兵、舟桥团、工程兵等摩托化大队绵延数百公里，从福州出发，沿通往闽北的公路先向北行，然后在闽北山区深处朝西拐弯，部队转向闽西山区方向进发。在这支行军大队的第一台车上，乘座着福州军区的作战部长和两位高参，他们拿着军用地图，带着电台，在大队前面带路。皮司令则跟在他们后面20公里处的“军区前指”行军纵队中。这时，我们和福建各地的几座侦听机房中的无线电测向设备荧光屏上，显示着带队电台的准确方位。正好那天我在机房值班，由于是大的军事行动，许多没值班的干部也自动来到机房，我们密切地注视着带队的电台，观察着行军大队的开进地域。在夜里0时左右，经过测向和定位，我突然发现了问题：怎么领头的电台偏离了预定的行军路线，开进一条“死路”里去了？我去过那个地方，山区的公路本来就窄，而更糟的是，我们的军用地图严重老化，地图上许多山区小路在经过20年后现在已经修建成公路了，可是1958年印刷的军用地图上根本就没标出来。可能就是这个原因，那个作战部长带错了路。我用红色铅笔标出了测出的行军路线后，机房里弟兄们全都哈哈大笑，说：完了完了，这下那个和我们赛球时吹裁判的小老头要挨皮司令的“批”了。由于不久前我们刚看过王新刚主演的电影《侦察兵》，这时有的弟兄就怪声怪气地模仿电影中王新刚的语气：“炮是怎么擦的”？（指王当时批评那个国军炮团团长炮擦的不够干净，以隐喻我们那个作战部长学艺不精的意思）。弟兄们一听，更加哈哈大笑起来。 

　　由于皮司令以前曾对我们说过，发生急事和重大事件，要尽可能早的直接通知他本人。根据他的指示，我们不敢懈怠，马上打电话通知作战部值班室，另外也打电话报告了我们部队的值班室。很快，我们看到，正在移动的带队电台停止了前进，并在半小时后，开始沿原路返回了刚才走错的那个路口。（后来皮司令托人带口信给我们，说我们当时情况处理的很对）。 

　　由于我站和其他兄弟侦察部门不懈努力，所以侦听工作的效率得到“飞跃”式的提高，海峡两岸部队的动向我们掌握的更加全面，我开始感觉到：长期笼罩在台湾海峡之间的迷雾开始渐渐消退了，台湾岛的整体军事布防就象“金鱼缸里的珊瑚”一样越来越清晰地被我们仔细观察。我军的攻台准备终于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 

　　1976年，我军在福建东山岛准备进行第一次登陆演习，在演习前夕，我们敬爱的皮定均司令不幸在东山岛附近山区坠机逝世，他的死是我党我军的巨大损失，我们站全体官兵为失去了这么一位杰出将领感到悲痛欲绝。皮司令去世后，再也没有军区领导半夜到我们机房来检查工作了，但我们牢记将军的嘱托，把战备值勤工作做得更好，把技术革新工作不间断地狠抓下去。 

　　1978年初，军委发布了要在那年夏天开展全军大比武活动的通知，站里通知我们，无线电测向作为一项军事技能，和其它几个手段一齐被选定为全军大比武的重要内容，接受军区领导的考核。要我们做好准备。 

　　几年磨剑，终于到了“亮剑”的那一天，全站同志非常兴奋，积极投身到岗位大练兵的热潮中去，准备在轰轰烈烈的大比武运动中，拼搏进取，用最好的成绩向上级领导汇报！

    大比武的日子临近了，我们站选拔的参赛选手名单也报的部队司令部去了。我们推荐的这位参赛选手是一个战士，平时各方面都很优秀，特别是在这次无线电测向业务培训中，他的考核成绩名列前茅，从我判定的作业看，虽然有一、两次定位误差超过500米，但其余每次都是优秀（我们采用5万分之1军用地图的精确坐标系作为考核评定标准，如果你的定位点能与“狐狸”电台处于同一个大方格内（500×500米）为良好；如果处于精确坐标的一个小方格内（即将大格分为9个小格，每个小格面积为166×166米范围）即评为优秀，而他在全体参考人员中获得“零”误差的次数最多，还有几次的测试误差不超过100米，简直可以和现在GPS卫星定位一样准确，所以我认为参赛选手非他莫属。另外，在2、3、4号站的配合侦测人员名单也一并报了上去。 

　　很快，距大比武开赛只剩两天，军区特地通知，选定我们侦听机房作为比武地点。这下好，我忙得脚后跟都快打到后脑勺了，找人画图表，布置首长观礼坐席，制作幻灯片（那个年代还没有计算机大屏幕显示设备呢），在机房墙壁上精心覆盖上满墙的新军用地图（测向比赛用的），甚至将参赛的众多机器设备的摆放，搬运的活儿都要具体布置专人负责，这些都要由本站派弟兄担任，还要组织参赛的弟兄们彩排，希望在军区领导面前别出洋相。我们还在部队的营区里拉上横幅：“欢迎首长和兄弟单位的领导莅临我部指导工作”。 

　　这时，我的老站长突然把我找去，通知我：“部队领导经研究决定：由你代表我部参加全军大比武无线电测向比赛，你把手头的工作赶快交割给施工程师，快去准备吧”。 

　　说这是“晴天霹雳”一点都不夸张。因为自打组织这次无线电测向培训，我就没打算要亲自参赛，因为自打当兵那一天起，我就注意不要太“招摇”，学会要给年轻人机会，所以才自愿充当“狐狸”电台整天在外边游山玩水，那段时间根本就没进过几次机房，这下可好！是部队领导要出我的洋相？不会呀？我们部队领导不会这样干呀？来不及多想了，赶快把大家的测试结果翻出来，研究剖析一下别人的测试结果吧，谁让咱这次粗心了呢？不行，还是找“一把”去走走“后门”吧。我赶快跑到机关找部队“一把”，申明自己不参赛的理由：“我在这次培训中担负的是教练角色，您看，比赛都是叫运动员参赛，哪有叫教练参赛的”？结果被“一把”狠狠的骂回来：“你小子还敢跟我讲价钱？告诉你，你不参加也得参加，如果拿不了第一名，老子处分你”！“一把”从我16岁当兵起就在这个部队当领导，是他一步步地看着我长大到今天的 ，平时很关心我，但像今天这么严肃也是很罕见的，吓得我抱头鼠窜。 

　　“大比武”终于开始了。早上，我和其他选手一道早早起床，6点半提前吃早饭，7点多一点就到机房去进行最后准备。共有7个单位参加无线电测向专业的比武。我们部队特地派出了平时供部队“一把、二把”首长出差用的“丰田”面包车拉载北京的一个参谋和作为“狐狸”的无线电台，于7点准时驶出营区，我根据司机小李在正常时每小时能跑出100多公里这个距离推算，如果测向距离在150至200公里之间的话，他们至少也要9时才能把电台架设好，那么，我们无线电测向专业的开赛时间应该在9时左右。 

　　比赛在侦听机房大厅举行。半圆形的主控侦听台正对着大屏幕，作为侦听大厅的这一段坑道宽度将近10米，象一个大会议厅那么大，军区首长的坐席在主侦听台后面，斜着摆了一排。这样的好处是首长们不用起身，就可以纵览整个比赛现场。我看到首长席上放了7个茶杯，说明今天有7个高级首长要到场观看大比武。另外，军区司令部各部门和北京来观看比武的领导坐在环绕这个大厅一圈的两排坐椅上，前排是部队看电影用的小方凳，后面是折叠靠背椅。我趁最后还有几分钟，又浏览了一遍刚贴到墙壁上去的新版军用地图，对照自己记忆中的老版地图，看有多少地方不相同，以避免在比武中出洋相。 

　　8时刚到，军区首长准时来到了比武现场，我躲在“关”参赛选手的坑道放置仪表仪器的“耳房”里，从“门帘”的缝隙朝外张望：只见走进机房的首长各个都身着军装，表情严肃。啊，那是李志民政委，接下来是陈再道副司令、王建安副司令，他们三人都是我军赫赫有名的开国上将！后面是石一辰副司令、张显扬副司令、卢胜副政委、赵华清参谋长。不得了，除了已经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杨成武司令员在北京忙国务以外，军区的主要领导都到齐了！这些首长中，有上将三个，中将三个，少将一个，除杨司令外，当时福州军区党委常委全部到齐。接着，各单位上百位领导随后在环绕机房的二排椅子上全部就坐。大比武由军区直属机关主任主持，他宣布：“全军技术侦察部门1978年大比武福建赛区比赛正式开始”！接着，全体起立，热烈鼓掌。接着他又宣布了比赛顺序和比赛规则。 

　　这么多军区领导来观看大比武，显示了福州军区领导对粉碎“四人帮”后以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拨乱反正”的大力支持。我想，我们敬爱的前司令员皮定均同志已经逝世一年多了，如果他还健在的话，一定会来检阅我们的练兵成果的。我在心里默默地向韩先楚、皮定均两位敬爱的前司令员保证：我一定要拿出自己的水平！不辜负韩司令和皮司令对我们的关怀。 

　　大比武正式开始后，由于“狐狸”电台还未到位，所以先进行别的项目比赛。根据赛前抽签，我抽到了“1”号，即无线电测向项目的第一个出场人。首先开始的是传统项目，比赛背记内容。一个参谋抱了一大摞硬皮本，上面有上百万字的各种背记内容，请军区首长随意抽点，我看那几个军区领导互相谦让了一下，由王建安副司令随意点了一个内容，接着，七大单位的参赛者就开始在已经摆好的七块大黑板上写画起来，由于这个项目观赏性不强，所以没一会儿军区领导们就显得有些打不起精神了。 

　　接着，开始随机提问：由军区领导任意抽题，向每一个比赛者提问。这个项目稍稍调动了一些大家的情绪，比武场上开始逐渐热闹起来。我看到军区领导和直属政治部的领导都分别提问了几个问题后，这个项目也分出了优胜者。 

　　这时，比赛第二个项目开始，内容是模拟通讯电台被敌人火力摧毁，比赛者要用最快的时间，采用组合三部坏电台的方式迅速修复电台并恢复通讯。这时，工作人员将三部不同型号的旧电台抬到比赛现场，北京来的一个领导迅速从这三部电台上各抽走了一个机盘，这样，那三部电台就都不能使用了。看到这个场面，这些从战争走过来的将军们表示了强烈的关注，他们纷纷离开坐位，走到比赛者旁边看他怎么操作。第一个参赛者是我们站的一个年轻战士，只见他不慌不忙，拿起三用表在几部机器上测了几下，然后拿起几根两头焊有鳄鱼夹的连接线这么左右一夹，接着向领导报告：“机器“抢带通”完毕，可以继续使用“。军区领导一看，这么干净利落就完成了作业，不禁热烈鼓掌。将军们都说这是硬工夫，过去我们在战争年代，还没见过用这种方法抢通被敌人打坏的设备呢。王建安上将当场就向其他首长发表感想，说：通讯兵重要啊，我们四方面军在长征路上，有一次截获了一份非常重要的敌人电报，说发现中央红军主力的行踪，正准备调动部队，伏击中央红军。得到这个重要消息后，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立即命令报务员将这个情报发给毛主席，没想到，当时无论怎么呼叫，都叫不出中央红军的电台。当时陈昌浩急了，他掏出手枪，放在电台上，对报务员说，如果今天你不能把电报发出去，我就枪毙你！王建安说他亲眼看见陈昌浩站在电台旁边4个小时，直到电报发给中央红军为止。陈昌浩是原红军第四方面军政委，曾长期被污蔑为是张国焘的亲信，在1978年时他还没有被平反昭雪，这时王建安敢于当众发表这样的言论，可见他的刚正不阿在当时确实是非常了不起的。 

　　利用损坏电台快速恢复通讯的比赛使将军们感到振奋，说这才是他们今天来想看到的“真本事”。领导们开始兴高采烈地互相交谈，并一再走到参赛者旁边仔细观看，不断地鼓励他们。随后出场的比武项目一个比一个精彩，场上掌声不断，参加比武的各路好汉也拿出“看家”本领，使比武走向了高潮。这时，机房的扬声器突然响了：“各位首长、各位代表，现在开始进行一个新的项目—无线电远程测向定位项目的比赛，请第一名参赛选手--福字某某部队福州侦听站的某某某选手出场”。这时，全场突然肃静下来，所有的眼睛都看着我们这个“关人”的门口。 

　　我马上起立，这时在门口负责“看”我们的那位领导把门帘掀开，我扎着腰带，按队列要求跑步出场，到了摆放在中心侦听控制台上的无线电测向仪旁边，转身面向将军们，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接着，就听到扬声器广播道：“发现不明电台，频率某某、请立即使用“三点交汇法”将电台的准确位置测出，并报出精确坐标数”。接着，扬声器开始介绍这个项目在军事上的重要用途等等。 

　　这时，我强压住怦怦的心跳，将无线电侧向仪的频率旋钮调整到那个频道上，先不急于侧向，而是先用耳朵听辨了一下耳机中的发报声，确定无误后，又习惯性地再将“微调”旋钮左右调整了一下，直至信号的声音非常清晰后，才开始侧向，用一个小纸条记下侦测角度后，耳机里这时并没有像往常那样立即传出2、3号站报来的数据，我放心了，心想那两个站负责配合的弟兄也不敢大意，正在仔细重新判定侧向数据。又过了10秒钟，他们两个终于把数据报过来了。我让站里的小文书给我当助手，拉着丝线的一头看我的手势把线头向上或向下移动，当看到我打出“OK”手势后，再用一根大头针分别将线固定牢。就这样，我们用木工丝线和塑料圆规尺作为测量工具，仔细地对好方位角，然后在从地图上三个侦听站的精确坐标位置上分别按照他们报过来的测量方位拉出三条长长的丝线，我看到丝线在地图上清晰地交汇到一个点上，那就是“狐狸”电台现在正在发报的准确位置！“漂亮”！我心中暗暗赞叹：“测得真漂亮”，这说明那两个侦听点上的弟兄都极为准确地测出了电台的方位，才会出现这样的结果。我从地图上抄下“狐??声向将军们报出了我抓住的第一个无线电台的实测位置。我看到在场的工作人员迅速将我报来的数据填写到一块黑板上，然后用布帘把黑板盖好。由于这时“狐狸”电台在这个时候还没有把它的发射位置坐标报来，这时大家谁也不知道我测得好不好，所以大家只是表情木然地看着我。我又回到“关”我们的那间小屋里。依旧在门帘的缝隙向外张望。一会儿，七个参赛的弟兄全都回来了，我看到赛会主持人正通过电台让“狐狸”电台把坐标报过来，接着，就看到会场出现“骚动”，由于距离远，我没听见他报过来的坐标是多少，但根据大家的激动表情可以推测出是出了什么出人意料的事情。突然，我们部队的“一把”冲进了我们这间小屋，他那种表情我从没有见过，也不知是笑还是哭，他冲到我旁边，用拳头猛地“捶”了我的肩膀一通，嘴里叽咕叽咕地不知在说些什么，我只听清一句：“他妈的，真是神了”。是什么意思？是好还是坏？不懂，还是老实呆着吧。我们又开始了漫长的等待。在这期间，大比武其他项目的比赛呈现“白热化”，不断激起全场的热烈掌声。等了1个多小时后，已经快到11点了，“狐狸”电台终于再次出来了，我整理军装准备第一个出场时，却被拦住了，大会组织者告诉我：“你已经被安排在最后一个出场了”。难道是我第一次测试的成绩太好了？我开始胡思乱想起来。这时，其他测向比武的弟兄们轮流出去比试了，等轮到我出场时，突然全场鸦雀无声，我看到陈再道和王建安两位上将正把我们部队的“一把”和陈总工叫到他们身后，正用手比比划划地不知说些什么。我在操纵测向仪的时候，突然发现将军们都站到我的身后来了，等我测好方位角，转过身向将军们报告时，王建安将军突然对我说：“你不是老在军区球场打篮球吗？我见过你，你还会操纵这么复杂的东西啊”？陈再道将军说：“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小日本有这个东西，结果他们用这种设备测出了大别山我们八路军总部的电台，接着对我们发动了‘九次围攻’，我们突围的时候，牺牲了好多同志啊！我们的副参谋长左权同志就是那次牺牲的，真可惜！左权是个好同志啊”。听了将军的话，我更加感觉到要把杀敌的本领练好的重要性。我测试完第二个电台位置后，已经11点25分了，大会领导请军区领导先去吃饭，但将军们谁也不动，他们坚持要看完全部比赛。大比武继续进行，我仍旧又回到那间小屋里，等着“狐狸”电台第三次的出现。 

　　12点30分，我们终于等到了“狐狸”电台的最后一次出现，我仍旧是被安排在最后一个出场，第二轮我的成绩怎样已经没人来告诉我了，但我的第六感觉告诉我，成绩还是不错的，因为三根丝线仍然是非常精准的交汇在同一个点上，从我以前的经验看，是不会出纰漏的。扬声器终于响了：“请参赛的最后一名选手--福州侦听站的某某某同志出场”，我站起来，跑步出场，这时，“大比武”的其他项目已经全部进行完毕，就剩下我一个人最后“收官”了。最后时刻，我说什么也不能出差错。我带上耳机，再次仔细地听辨了无线电信号的音色，然后仔细地调整频率微调旋钮，看了三遍荧光屏显示的方位刻度，这时，我看到7位将军们全部站到了我的身后，仔细地观察着我的一举一动。我仔细地进行完最后一项作业，然后来到三条丝线的交汇点，仔细地察看地图时，突然发现这个地名我好像很熟悉，在定睛一看，这不是我上次打野鸽子那个水库大坝吗？这也巧了，三条丝线交汇的地点竟然正是大坝南端不远处那个“庐山餐馆”处！我马上推断出：“这个北京来的高参正和我们单位派去给他开车的那个小李此刻正在餐馆内吃中午饭呢”！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难道那天打下野鸽子真的是一个预兆”？我没时间多想了，马上转身向将军们敬礼后报告：“我已查明，目标现正在坐标某某某处某水库大坝南端尽头向南30米处地点发射信号”。什么？我看到所有的将军和观赛者眼睛都直了，测向准得连多少米都能测得出来？在场的人谁都不信，王建安副司令说：“不可能！测向哪能这么准”？这时，“狐狸”电台已经把他们所处位置的精确坐标发过来了。大会工作人员正根据我们7个参赛者的实测数据将标有我们号码的小红旗插在我们上报的精确坐标位置，并且也把显示“狐狸”电台准确位置的小黄旗也插在他曾出现的实际位置，比赛的成绩大家在地图上看得清清楚楚，我的三次测向位置都与小黄旗的实际显示地点紧紧地重叠在一起，无可争议地获得了冠军。并且在这次比武中我是唯一一个三次测试地点完全和实际目标重合在一起的参赛者。我终于夺得了冠军。当大会主持者宣布比赛成绩的时候，全场响起了今天大比武以来最长时间的热烈掌声，陈再道将军高兴地挥了一下胳膊，然后把拳头重重地砸到桌子上，然后兴奋地脱掉军装，摘掉帽子后对我们说：“没想到你们把无线电测向这个技术发挥得这么出色，打台湾的时候我一定带上你”！王建安将军更是高兴地不得了，他说：“如果打起仗来你们有这个能耐，那这个仗就好打多了，譬如，你刚才测出敌人指挥部电台的位置能做到与实际分毫不差，在战时，我们如果能获得这么精确的情报，到时只要派出两架飞机去把它炸掉，这个仗就已经不用再打了”。听了将军的这番话，我热血沸腾，心中的激情被再次点燃：“打台湾？我早盼着这一天呢，没想到，两位上将能亲自允诺要带上我去打台湾，为统一中国，我情愿马革裹尸还！ 

　　作者后记：在1978年我拿了全军大比武第一个个人冠军后，在1980年又如法炮制了一番，又拿到一次第一名，接着，我就离开了心爱的部队，被上级调到机关工作了。我走了以后，由施工接替我担任那个侦听站的站长。那个软件编制天才李工程师在我离开之前就被调到上级机关工作了。我们那个侦听站在1985年福州军区和南京军区合并时被撤销了，由南京新调来的侦听部队代替，我们费了好多年心血才研制出来的那些高性能侦听设备听说全部都被拆毁当成破铜烂铁给处理掉了，我用来打野鸽子的那只狙击步枪和瞄准镜的下落迄今不明。我从部队调机关工作两年后考上军事学院学习了两年，然后转业回北京在国家机关工作至今。我的那两个好帮手李工和施工，李工转业后在某重要国家机关的技术部门当技术主管至今；施工则在某沿海城市去当县太爷了。在此特对他们在我服役期间给予我的大力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半个月前，我在香港卫视中文台看见介绍台湾和祖国的关系专栏节目，介绍1949年国民党集团逃往台湾以后，美国是怎样插手台海两岸的事务，甚至赤裸裸地威胁要对中国使用核武器，并不断派出飞机和军舰对我沿海进行挑衅。最近，“台独”势力猖獗，我国家领导人多次发表严正声明，解放军目前正在加紧准备以军事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在香港卫视中文台的这个节目最后，我看见了五十年代由380位解放军将军组成的合唱团的演唱：“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我从电视上又看见了我们福州军区的李志民政委在指挥歌唱的矫健身影，看见了我尊敬的韩先楚、皮定均等将军在合唱团中的雄姿，我再次热血沸腾，回想起当年在福建生活战斗的岁月，感觉应该把自己经历的一些有关将军和战友们的辉煌记录下来，鼓舞现正在部队奋战的弟兄们努力提高军事素质，为“打赢”做好扎实的准备。我们只等胡哥一声令下，立即杀过台湾海峡，为中国的统一大业，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