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何不敢承认大疫背后的小农心态？
作者 ：强世功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相信大家最近和我一样都是宅在家里，通过互联网关注着正在武汉和全国蔓延的一切。今天我想把武汉疫情的防控作为一个个案，和大家一起来思考全球化时代我们国家治理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我们中间有不少人都经历过2003年的SARS，但是和十几年前的这场灾难相比，今天的疫情防控面临着新的形势和挑战。▍三种社会形态并存的中国社会及其治理挑战我之所以强调全球化时代的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已经从2003年的一个普通的发展中国家，变成了一个正在迅速崛起的全球性大国，这种国家发展地位和全球地位的变化，必然会对我们的国家治理提出新的挑战。首先，我们要对当前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作出准确的定位。人类历史的发展是经验和知识不断累积、不断提升的过程，不同国家、不同时代、不同发展水平，对国家治理提出的要求也完全不同：传统的农业社会治理主要依赖于宗教和道德；现代社会治理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现代科学，产生了我们今天分门别类的专业化知识；而后现代社会则在此基础上，出现了进一步的知识流动、跨界乃至“革命”，从而发展出了信息科学、智能科学等等，这就意味传统和知识并非固定，而是不断流动和变化的。这种变化尤其体现在信息的收集、整理、处置、创新，由此不断更新的全过程中。我们从互联网的发展到智能手机的应用，从大数据的延伸到人工智能的发展，都可以明显看出后工业时代的一些特征。如果从传统农业社会、现代工业社会、后现代信息化社会这三种社会形态和历史阶段来看，今天的中国，处在哪一个发展阶段上？实际上是三种社会形态并存。我们刚刚摆脱了农业社会，进入工业化的发展阶段，但同时一条腿已经迈入后工业化的信息社会中，这三种社会形态并存，主要是由于世界变化太快了，中国的发展速度也非常快。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我们国家的治理体制和治理机制、整个官员和精英阶层的思想和心态以及普通国民的观念都远远赶不上后工业化发展的要求，这才暴露出我们国家治理面临的问题。▍新冠疫情扩散的两个阶段及具体问题而这次武汉冠状病毒在全国大规模的爆发，就集中地说明了这个问题。这次武汉疫情的扩散，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月20日之前，对疫情性质的诊断和决策阶段，这个阶段主要就是发现问题。在此之后就是防控的实施阶段，就是怎么解决问题。
这次疫情之所以在全国大规模的爆发，主要原因就在第一个阶段上，从问题的性质分析、风险程度的判断到最后做出决策都出现了失误，从而错失了疫情防控的最佳时机。
在这个阶段上，我们国家治理面临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处在一个后工业互联网信息横向传播的社会中，然而国家的决策体制和机制，依然是工业化时代层层上报的一个纵向集中决策机制。
让我们回顾一下，从去年12月底，武汉的医院就已经发现了快速传播的这种特殊疾病，为了诊断这种疾病的性质，专门邀请了国家疾控中心的专家进入湖北调查，那么这些专家是如何提意见的？武汉市的卫健委、湖北省的卫健委和国家国务院的卫健委，三级机构是如何沟通的？前方的医生、各级专家和中央来的，包括院士在内的顶尖专家是如何决策的？他们决策又给国家提出什么样的建议？如何上报中央的？这个过程我们并不清楚，但是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两点：一方面，武汉医院普通医生已经意识到这种病毒的可怕传播，中央派来的专家已经很快在实验室中分离出这种冠状病，并开始在国际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会看到这些专家和湖北卫健委的官员，对外发布的统一口径都是可防、可控、否认、人传人，从而掩盖了病毒传播的危险性。一直到1月20日，最高领导人对疫情作出指示之后，同时钟南山院士接受媒体采访，才让整个社会知道了这种病毒传播的危害性。而这时候距离病毒最初发现已经大半个月过去了。可以说在这大半个月的时间里，我相信各级政府的公文不断往来，对决策进行反复的开会和商讨。但是在从地方到中央、从专家到官员来回公文往来的决策过程中，冠状病毒每天都以几何级数在飞速的传播。尤其是，这一阶段正好是大学放寒假的期间，也是春节大返乡的期间，作为九省通衢的武汉，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在流动，而缓慢复杂的决策程序，错失了疫情控制的最佳时间，导致冠状病毒一下子从武汉飞向了全国，陷入到今天全国各地封闭的被动局面。从这个角度看，今天这场灾难几分“天灾”、几分“人祸”，可想而知。这其中的人祸不是某个人，而是人人都陷入其中的决策机制。在全国的一片问责声中，我们会看到武汉市、湖北省、疾控中心专家之间相互推卸责任的现代版本的官场现形记，这场决策的失误和责任纠结在哪里？这显然不是我们网络媒体能够说清楚的。但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在政治挂帅、报喜不报忧的决策惯性影响下，一些官员、专家放弃了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面对问题，层层欺上瞒下，推卸责任，不做决策，不敢担当，不负责任。我们都知道，在病毒开始蔓延的关键时刻，湖北省官员为了给湖北两会创造良好的政治氛围，各级官员和媒体始终在隐瞒真相。当一些医生迫不得已通过网络公开疫情的时候，地方政府的第一反应就是以传播谣言为由传唤八名医生。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这一切越来越严重的时候，甚至在1月18日，武汉还在举行有4万家庭参加的百家宴，甚至在1月20日最高领导人作出指示之后，湖北省的各级官员依然没有行动起来。就在1月20日到22日，香港著名的病毒专家管轶就在武汉，他对媒体透露出来，最惊讶的就是武汉当地的卫生防疫防卫根本没有升级，根本没有拉响警报。武汉市民还在安心准备过大年，对疫情完全没有感知，所以管轶选择逃离了武汉。一直到1月22日，中央高层官员飞抵武汉来部署指导工作，才有武汉23日封城的措施。毫无疑问，湖北武汉两级主政官员的欺上瞒下官僚主义和麻木不仁是武汉疫情向全国迅速扩展的一个重要原因。相比之下，我们看到临近的河南、四川、以及江苏、浙江的政府的治理能力，获得了全国人民的广泛赞誉。而湖北两级官员无能的顺口溜也在网上流传，这足以说明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在1月20日之后，武汉的疫情进入了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我们如何来应对病毒的扩散？我们必须认识到，今天的中国是一个高度参与全球流动性的超大规模社会，人流、物流、货币流、信息流、知识流，一方面带来了创新，带来了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繁荣，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全球性风险，包括疾病传播、金融危机乃至于恐怖袭击等等，而这些风险通过互联网的高速流动和传播，造成了心理恐慌、信任危机乃至于政治风险。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今天所处的社会，实际上是一个高度的风险社会，然而从官员到普通百姓的整体心态，依然是农业社会的心态，小富即安，享乐腐化，缺乏风险意识，缺乏防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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