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收音机：流行30多年的高档家电品牌

牡丹收音机：流行30多年的高档家电品牌

文/梅芳 老邓

1971年的10月，北京无线电厂接到了北京市关于在北京饭店及主要星级饭店配备国产高级半导体收音机的任务。那一年，乒乓外交使中美关系迅速解冻，联合国恢复了我国的合法席位。

为了展示我国电子工业水平，为了使来我国大饭店居住的国际友人能够及时地收听到来自自己国家的消息和声音，北京无线电厂立即组成了北京饭店高级半导体收音机设计小组，确定了“牡丹”2241调频调幅全波段台式一级收音机的设计方案。

经过一段时期的研制，“牡丹” 2241傲然开放。73岁的北京无线电厂前总工程师严毅回忆说，测试接收效果时，将“牡丹”2241收音机与日本索尼（SONY）的一台同类的收音机进行了比较，接收效果毫不逊色。那台索尼的机器在日本被称作收音机之王，“牡丹”2241应该是中国的收音机王！”

“牡丹”2241是北京无线电厂牡丹系列晶体管台式机的经典作品，但北京无线电厂值得骄傲的却不仅仅是2241。实际上，上个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北京无线电厂的“牡丹”牌收音机在北京乃至全国一直占据着主导和领先地位，它曾被誉为我国收音机的“四大名旦”之一，名扬海内外。

创业艰难 花开富贵前

半个世纪前，新生的共和国刚刚走出战火硝烟，又进入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建设的战场。此时中国的电子工业才刚刚起步，作为中国最大最强城市之一的北京，其无线电产业基本上也是以买卖、修理为主，没有专业生产厂。为了发展新中国自己的电子工业，北京市政府成立了组建新的无线电工厂的筹备小组。筹备小组拿到了117家无线电工业相关的商行和从业人员名单后，在1955年的冬天，靠着他们的两条腿和自行车不停的运转，基本理清了当时用于建设新工厂的可利用资源。

1956年3月，在全国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27家私营企业成立了公私合营广播器材厂，它是北京无线电厂的前身，也是北京市第一家专门生产收音机的工厂。

早期的牡丹矿石收音机

筹备小组的组长、“北无”的第一任厂长张德有当时只有28岁，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上学时，他就有建设新的无线电工厂的梦想。他回忆起新工厂刚要建立时，由于身体不适刚刚做过外科手术，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人民电机厂厂长梁化同志就对他说“时间很紧了，有很多事情要做，你要马上去上任了。”

首任总工程师俞锡良先生则回忆道：“到了57年整风运动时，我被内定为‘中右分子’，开除党籍和军籍。58年3月，我随着一批清洗出军队的人群，要到北大荒去劳动，因当时张家口至黑龙江没有直达火车，必须经过北京、天津、山海关出去，就在火车到达北京的当天晚上，我和其他几名技术人员被北京仪表局截获，我被分配到北京无线电厂的设计科……”

工厂成立当年，主要生产大声耳机、矿石收音机、舌簧喇叭、变压器，同时也在仿制当时日本的两种型号的电子管收音机，并开始了小批量生产交流5灯超外差式电子管收音机。这种电子管收音机有中波、短波两个波段，能收听国内外各大广播电台的节目，灵敏度与选择性都比较好，外观新颖大方，坚固耐用，音质优美，声音宏亮。这种收音机当时被定名为101型，没有商标。

品牌树立 倾国倾城时

1957年11月，为了适应收音机的外贸和内销需要，工厂决定以 “牡丹”代替原来的五角星装饰作为工厂的产品商标。1958年3月15日经中央工商行政局审定批准使用“牡丹”商标。

据北京无线电厂的人介绍“牡丹”这一品牌的由来：牡丹是国花，代表富贵吉祥，能够代表工厂的文化特色，很有意义。唐朝有诗云：“惟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当时为了让“牡丹”商标更有特点，也更好地提升知名度，工厂领导了解到当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同志书法非常有特色，且郭老本人的影响力也很大，于是就给他写了一封信，恳请郭老为“牡丹”商标题字。5天后，郭沫若同志就有了回复，并为工厂题写了五幅作品。企业挑选了其中的一幅题字，作为工厂的产品商标，并一直沿用至今。

“牡丹”品牌从一开始便获得关注。“牡丹”牌收音机在建厂后一两年就在国内的评比中获得肯定，并出口到国外。电子工业部有一句评语“老熊猫、新牡丹”，是说“牡丹”作为电子工业品牌中的后起之秀所得到的重视，由此可见“牡丹”品牌创立的迅速。“牡丹”正应了它响亮的名号，从创立之初到后来的发展，越来越欣欣向荣，就像“花中之王”牡丹盛开一样。

北京无线电厂初期“牡丹”品牌的迅速建立主要得益于工厂优化的人才结构，第一任厂长张德有高瞻的规划和强有力的组织、领导，以及整个工厂追求领先、严格质量的态度。

据工厂人员介绍：合并建厂之初，27家私营企业里有从事无线电的，有从事无线电元器件，也有从事无线电修理的，还有钳工、木工、油漆工，由这27家构成了完整的广播器材产业链。当时有一些技术水平很高的专家，还有一些技术水平很高的技工，比如木工、油漆工，还有一部分是专门做研发的，这些组成了北京无线电厂最早的产业基础。

作为厂长的张德有，清华大学毕业，本身学的也是电机专业，对产业中的工艺、质量有自己的独特想法，并且非常注重对于人才的培养，大量吸收具有真才实学以及技术水平的人，努力做到人尽其才。张德有还组建构架了一个企业整体的框架，包括技术人员、企业里的情报机构等，为日后企业的技术创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另外，工厂还不惜工本追求高标准的产品质量。前总工程师严毅回忆说，“建厂初期，从厂长基金中拔出专款购买了许多国外的先进仪器设备。如测量仪器是订购英国马可尼公司的仪器，生产用的电声测量仪器则以丹麦产品为主。比我在清华读书时实验室的仪器先进得多。”

在这些措施下，“牡丹”品牌的迅速崛起也便不为奇怪了。“牡丹”牌收音机在技术人才的“精心呵护”下，在质量管理的“雨水灌溉”下，不仅“花开”国内，而且远渡重洋，让整个世界见证了其“倾国倾城”之貌。

资料记载，1959年试制成功并投入生产的“牡丹”1201型12灯5波段落地式收音、电唱两用电子管收音机，曾被国家领导人作为礼品送给金日成、胡志明、西哈努克等外国领导人，共和国的领导人也曾亲自为一些友好国家的元首演示“牡丹”音响产品。1964年11月5日～13日周总理率我国党政代表团参加“苏联社会主义革命47周年庆祝活动”时，通过外交部，将经四机部检测的近百台牡丹牌8402型收音机分装礼品盒，运往莫斯科，分送给参加庆祝活动的各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

品牌花开 落入寻常家

70年代以前，牡丹收音机一般都是干部、文艺工作者用得比较多，或者是收入比较高的人群。据北无前总工程师严毅回忆，他曾到著名歌唱家王昆家里为他修理过911型收音机，那个机器当时卖370多块钱。“那时工人出师后的工资也就是拿三四十块钱，当学徒也就是拿一二十块钱，像我们大学生也就是拿五十多块钱的工资，当时的工资主要就是满足平时吃饭，没有闲钱来买收音机。买的人群主要是学界的或者产业工人，当时的产业工人收入比较高，我到鞍山去时那里的煤矿工人就对我讲过，他们要买911，因为他们的工资高。”

进入70年代，收音机开始成为中国普通家庭客厅里的“推荐配置”。在那个信息闭塞的年代，电视机和电视节目还极为稀少，影片也十分单一，人们几乎没有什么娱乐，收音机几乎成了人们与外界沟通的唯一渠道。茶余饭后，能有一台收音机，听听新闻、天气预报、戏剧、曲艺和说唱，就成了不少人梦寐以求的理想生活。那个时候客厅正中若能摆上一台崭新的“牡丹”牌晶体管收音机，可比现在47英寸的液晶电视还要气派。要是还能有一台可随身携带的半导体收音机就更羡煞众人了。

就在这个时候，为现在50岁上下的人们所熟知的流行语“三转一响”开始悄然兴起，成了每个新娘都梦想的嫁妆和中国结婚置业的通用标准。其中的“一响”指的就是收音机，另外三件分别是：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于是，“牡丹”收音机伴随着那个时代青年们的梦想，开始进入普通老百姓家庭，“牡丹”品牌也更加为人所知。

品牌冲击 历霜仍国色

历经文革的冲击与市场经济的挤压，“牡丹”也曾走入低谷。但经过一番壮士断腕的决心与企业改制的深刻改革，“牡丹”走出了困境。如今，经过一番艰苦探索，北京无线电厂化身为益泰电子集团，从单纯的收音机产品拓展到系统集成产业，走出了一条艰难却成功的转型之路。

对于“牡丹”品牌，新一代公司领导表示：“我们选择了品牌授权经营的方式发展和传承牡丹品牌，将牡丹品牌授予合格的厂家生产。”2007年12月，北京无线电子厂与北京广播器材厂签订协议，授权后者使用牡丹商标生产电子产品。至2008年，公司授权生产的牡丹牌手机电视已经投放市场。这种手机电视是将手机与卫星广播、移动多媒体广播和数字音频广播相结合的产物。“牡丹”品牌与它所曾经参与的广播事业一样，都做到了“与时俱进”。

历经风霜，国色仍不逊减。追寻“牡丹”的岁月轨迹，它不仅是作为一个收音机，更是作为一个品牌，留在了那个时代消费者的心中。至今仍有许多广播爱好者收藏收音机，惟独把“牡丹”系列留了下来。那个年代，出口到国外的产品以华侨购买最多，华人华侨对祖国、对家的情感，又因有了这一方“话匣子”，便更增进一步了。而在五六十年代，在新中国建设初期，国家将“牡丹”作为国礼送给外宾，代表了一个国家先进的科技和工艺水平，象征着新中国独立电子工业和传统工艺的骄傲。 

出口国外还得靠牡丹品牌——专访北京无线电厂原副总工程师严毅、现品牌负责人沈方专访对象：严毅，当年清华大学无线电系毕业的高材生，1959年进入北京无线电厂，从技术员到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一干40年。沈方，1980年代进入北京无线电厂，北京无线电厂的品牌和企业文化负责人，对厂史和牡丹品牌了如指掌。

在改革开放之前，人们一提到高科技，就会想到无线电。作为无线电的应用产品，收音机在当年是人们倍感神秘的产品。遥远的声音不知怎么就来到了千里万里之外的地方。当年的无线电爱好者，基本都同时是收音机迷。

那时，收音机还是干部、文艺工作者、工资较高的产业工人家才能用得起的稀罕物。如果谁家有一台收音机，往往能吸引很多邻居围在收音机前，听那里传来的新闻和歌声。尤其对千万上山下乡的知青来说，收音机更是他们心爱的宝贝。借由这个工具，苦闷的知青似乎和城市再度联系起来了。

牡丹收音机是收音机鼎盛年代的名牌产品。它是品质的象征、高科技的象征。它不仅受到国内购买者的欢迎，还是少数出口海外的高科技产品之一。国家领导人还把它作为国礼赠送外宾。

在访谈中，严毅老师不断地感叹，说现在收音机都是数字化的了，远非当年能比，自己都赶不上了。的确，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但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品牌，而牡丹收音机无疑是那个时代的品牌。

访谈实录：

20多个小作坊组成北京无线电厂

网易财经：各位网易的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网易财经为建国60周年准备的61个企业、61个品牌的系列访谈节目。上个世纪50年代起，北京无线电厂生产的牡丹牌收音机在全国风靡一时，收音机，一件曾经深入日常生活的实用品，一件曾经的奢侈品，一个时代的见证者，它记录了以收音机产业为载体的文化产业，也承载着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今天我们荣幸地请到了两位见证牡丹牌收音机发展的老员工，坐在我旁边的这位老人家叫严毅，今年已经73周岁了，是北京无线电厂的前总工程师，严总您好，欢迎您作客网易财经。

严毅：你好。

网易财经：严老师旁边的这位先生是沈方，北京无线电厂品牌部经理，沈经理您好，欢迎您来到网易财经。

沈方：网易的网友大家好。

网易财经：非常感谢两位的到来。严工，您能谈谈和您和北京无线电厂结缘的经过吗？

严毅：可以。我从小就比较喜欢无线电，是一个无线电爱好者，相信科技救国的理念，1954年我考上了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可以说是如愿以偿了，1959年我分到北京无线电厂以后，当时北无正在热火朝天地研究各种电子管收音机，真是大开眼界，感到牡丹收音机不管是外形还是性能都非常优秀，比起我在学校里做试验用的机器要漂亮得多、优秀得多。科研用的仪器水平也非常高，都是从丹麦和英国进口的，比清华实验使用的先进得多，因此我很快就热情地投入了工作。

当时北无主要的技术人员都是老北京无线电厂的精英，知识面很宽、经验很丰富，开始进去时我们都是向他们学习的。

可以这么讲，厂里对我建立了技术上的信任，我也离不开厂，因此一待就是四十年，后来厂里不让我自己直接做开发了，而是让我带领一批人搞开发，我自己就当了科长、当了副总……所以我对北无，对这个企业、对这个品牌、对于和我一块儿努力的同志感情是很深的，我在北无一共待了38年，退休后又反聘回来两年，一共是40年。

网易财经：您一生的心血和青春都奉献给了北京无线电厂？

严毅：可以这么讲，但我还要补充一句，在我退休下来之后，由于信息产业的突飞猛进，我自己当年做的一些努力好象毫无意义，现在一个小小的MP3既能录音又能放音，里面还能存下好几百支曲子，比我当时搞的任何一个收音机产品都好。

网易财经：您不能这样想，每个年代都有每个年代的产品。

严毅：但后来由于南方地区新厂的老总们和我们一起开会，对我说了这样一句话：我是看了你们的书、看了你们的文章才下了决心去长无线电系的，现在很多网友都在想着你们，希望通过这次见面碰到你们。这让我有点惭愧，也有一丝安慰，他们搞的东西比我先进得多，我当年搞的很落后，他们现在搞的东西我甚至都不怎么太懂，因为电子技术发展太快了，我这辈子是很累很累的。

网易财经：请沈经理谈一下，您是什么时候来到北京无线电厂？

沈方：我是1980年进入北京无线电厂的，那时我去的地方叫“供销科”，80年代开始逐步要转入市场经济，在这之前，国有企业还是要按照计划经济的方式来划分，1980年时还叫供销科，到1981年时就成立了销售科，我就在无线电厂销售科做企业品牌的推广、市场广告等工作。那时逐步从计划经济往市场经济转型，我是在这时到的企业，经历了品牌最辉煌的阶段，这些年在企业里做品牌管理和企业文化的研究、推广工作，对整个企业50多年的发展历程做了一些研究。

实际上，我们企业1956年成立时是与北京的27家私营企业公私合营成立的广播器材厂，北京在1949年解放时的工业很少，大多数是手工业的作坊，北京市政府要发展自己的地方工业，所以从1955年开始进行大量工作，在北京进行很长时间的调查，做了无线电收音机的产业。当时北京大大小小各种作坊将近百家，各不一样，有的是做无线电研究的……

网易财经：比较零散是吗？

沈方：非常零散。今天回头研究历史，当时的北京市政府是想从战略上开创一个代表自己城市的工业企业，所以成立了一个筹备小组，这些同志围绕北京的各个作坊、经营店铺进行了长期调查，最后确定与27家私营企业合并组成公私合营的广播器材厂。实际这27家里有从事无线电的、有从事无线电元器件，也有从事无线电修理的，还有钳工、木工、油漆工，由这27家构成了完整的广播器材产业链，当时有一些技术水平很高的专家，还有一些技术水平很高的技工，比如木工、油漆工，还有一部分是专门做研发的，这些组成了北京无线电厂最早的产业基础。

网易财经：这些原来的私营企业家和专家对北京无线电厂的建成起了基础性的作用。

沈方：很多专家都是多才多艺的，聚集到一起就是一点，新中国要有自己的无线电工业，产业，1956年3月11日，北京无线电厂的前身，公私合营的广播器材厂成立了，当时分散到了北京好几个地方做工作，不像现在这样集中，人员也有很多。当时上海为了支援北京的无线电专业技术，来了一批技术支持人员，他们也是从事和无线电相关产业的，还有一些海军、空军复员的军人，在1956、1957、1958年的阶段，很快就有将近三四百人的规模了，从成立初的一百多人到了1958年时的三四百人。

北京市对这个非常重视，当时的电子工业部也十分重视这个企业。

网易财经：您觉得北京无线电厂的建成在北京的国有工业体系中具有怎样的地位？

沈方：1956年成立后，1957年就出产电子管收音机了，牡丹牌实际是在1957年提出来的，1958年正式在国家工商局注册了品牌，当时的厂长其实也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学的是电机专业，当时我也跟张厂长沟通过，他说他非常喜欢电子、无线电行业，非常想做仪器，现在终于有了做收音机的机会，所以由他组建构架了一个企业整体的框架，包括技术人员、企业里的情报机构等。因为当时我们工业起步的基础是很低的，他对产业中的工艺、质量还是很有自己的想法的，而且非常注重对于人才的培养，大量吸收具有真才实学以及技术水平的人，人尽其才，当时有不同专业领域的技术人员来到这个企业，企业给人才也提供了很好的发展空间。

网易财经：在张厂长的带动下，无线电厂在成立之初发展就非常快？

沈方：张厂长在这个企业工作了五年，在这五年里，牡丹品牌在这期间创出来了。

严毅：厂名也是他定的，后来北京电子仪器厂是他定的。

沈方：因为我们那时候也做和无线电产业相关的仪器，不只是简单收音机的概念，做的收音机在1957、1958年就出口了，出口的话必须要有一个品牌，牡丹牌就是在这时诞生的。

网易财经：怎么会用到牡丹这个名字的？

沈方：刚刚解放时也想过使用红星、红旗之类的名称，但北京无线电厂是一个市领导企业，按今天来说是重点企业了，又是电子工业领域的企业，市里非常重视，也提过建议，不一定都要叫红星、红旗。因为产品要出口，当时东西方阵营对于“红”这个字眼比较敏感，觉得政治色彩更敏感一点。市领导说，可以搞点儿花儿、草儿啊什么的，我们当时也不是说牡丹就是国花，但牡丹富贵吉祥，觉得它是能够代表我们的文化特色的，所以觉得牡丹这个名字还是很有意义的，唐朝有诗云：惟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我们感到牡丹还是能够代表我们这个产品的形象的，所以产品很快就出口了，而且在国内的影响很大。

中上层才能买得起的高档家电

网易财经：我记得提名牡丹的还是曾经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题名的。牡丹品牌从创立之初到后来的发展，越来越欣欣向荣，就像牡丹花盛开一样。它远渡重洋，出口到了哪些国家呢？

严毅：最初期是出口到东南亚。

沈方：应该说还是第三世界国家。

网易财经：主要销售给哪些人群呢？您知道吗？

严毅：这就不太清楚了，应该说还是比较上层的，因为这些国家和我们国家的经济情况差不多，一般也是经济条件好的人才能买得起。

沈方：在五六十年代，电子管收音机的价格还是很高的。

严毅：最便宜的也要一百多块。

网易财经：当时算是奢侈品吗？

严毅：是奢侈品，好的要三四百块，比如我们的911收音机就要三四百块，中上层也要节衣缩食好几年才能买得起一台。

网易财经：就您了解，当时牡丹收音机每年的产量是多少台？

沈方：大概有十几万台吧，产量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不是像现在流水生产线的生产模式，而是纯手工的。

网易财经：刚才您说牡丹收音机在当时是奢侈品，按当时的生活水平来讲，价位也是比较高的，您觉得收音机是否属于当时的高档家电？当时拥有收音机的家庭多吗？

严毅：最便宜的牡丹收音机的价格也在一百块以上，都在一百五十块左右，贵的，比如我们的911收音机，大概要卖三四百块，一般都是干部用得比较多，或者是收入比较高的，一般家庭不大买得起，但也有特例，东北一些炼钢工人收入比较高的也能买，我曾经去东北访问过。干部、文艺工作者买得比较多，我当时曾到著名歌唱家王昆家里为他修理过911收音机，那个机器当时卖370多块钱，那时工人出师后的工资也就是拿三四十块钱，当学徒也就是拿一二十块钱，像我们大学生也就是拿五十多块钱的工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工资才涨，当时的工资主要就是满足平时吃饭，没有闲钱来买收音机，一般就是学界的或者产业工人才买，当时的产业工人收入比较高，我到鞍山去时那里的煤矿工人就对我讲过，他们要买911，因为他们的工资高，这是当时的情况。

网易财经：他们的业余生活也很丰富吧。据说牡丹收音机曾经作为国礼赠送给了外宾，为什么会选择牡丹收音机呢？具体情况您了解吗？

沈方：五六十年代是新中国建设初期，既然把它作为国礼，就是要代表国家工艺水平的，以前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工艺品，象牙雕刻、木雕、漆雕等，但作为工艺品，就要体现它的技术含量、科技含量，要是代表国家技术能力的产品。今天我们来看牡丹收音机，其实是精品，很多发烧友也在收集牡丹的经典老产品，以前收音机的造型外壳是木质的，这就涉及到油漆工、木工，包括我们最早做的商标是景泰蓝的，这些都是工业品，里面是电子科技产品，（外面是艺术工艺品），这些工艺的集合代表了当时中国的技术工艺水平，而且它是一个消费品，不光是作为装饰摆在那里看看，还可以听，有一定的科技含量，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宾，一定是因为它能代表国家的形象。

牡丹品质

网易财经：牡丹收音机能够流行起来，不光是因为外型显眼，是一件令人赏心悦目的艺术品，更是因为它在声音效果上能给听众带来很好的音质享受，所以也是它流行起来的两个重要原因。我想问一下严总，您在北无对牡丹收音机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哪一件？给我们讲一下吧？

严毅：我在北无几十年，印象深刻的有这么几件事：在1961年时我们评比失败了，当时搞收音机有一个非常好的条件，电子部每过两三年就会组织一次评比，当时的评比是比较公平的，第一次、第二次评比我们都得到了比较好的成绩，但还不排名次，只是表扬，第三次就开始排名次了，结果我们有一个叫6204的机器，排到了第22名，什么原因呢？其实就是一个很小的小问题，为了防止电子管松脱，里面有一个卡子，卡子装在底板上，有一根勾子，这个勾子不小心勾住了一个灯丝线，引线是塑料的，等到做高温实验时，塑料片化了，于是就短路了，短路了机器照样能工作，但声音很大，测试人员不愿意测试，认为这个机器什么都不合格，所以评了个22。当时我进厂还不久，我们的厂长上台给我们开会，甚至掉下了眼泪，我们也感到很震撼。说到这次教训，其实说到底就是工艺的问题，当时对工艺不太重视，没有工艺科，之后我们厂就成立了工艺科，所谓工艺就是加工方法，这根线具体怎么走，以前厂里在工艺方面不太严格，以至于卡子被压住，在高温的情况下化了导致短路，之后我们成立了工艺科，而且每一个步骤都落成文件，告诉工人如何操作，是非常具体的，到了下次评比时我们就打了一场翻身仗，同样的机器，只是改了一个外型，就得到了非常好的名次，这是让我印象比较深的。

还有一件事，一开始我在技术监督科管质量，不久之后我自己也开发了产品，在我当普通技术员的时候搞了十几个产品，其中有六个产品都得了奖，名列前茅，其中有一个产品叫2241全波段收音机，这是一个一级收音机，产品在全国评比中得到了第一。

网易财经：对，这个我知道。

严毅：因为当时参加的厂子很少，都是全国很有实力的厂，比如南京的熊猫、武汉的710厂，还有上海的两个厂，美多和红灯，天津有个长城，还有一个渤海，一共就有八个厂敢参加，因为当时做一级机的厂不是很多，电子部给一级机定的标准非常高。我们这个产品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做得还是挺好的，在测试和试验过程中要经过高温、低温、冲击、振动等测试，在一系列试验中，我这个产品的分数最高。

当时电子部主持这件事，为了让大家公认这个产品的优秀，不要让大家不服气，所以在天津宾馆组织了一次交流会，会后进行了试听，是一个晚上，我印象很深，当时拿了一台索尼230，那台机器很值钱，当时要好几千块，我们管它叫机王，测试的人先找台，这些台都是比较生僻、比较远的，比如在北京找山东台，找到以后让大家收，谁收好了就举手，由他们检查，结果在晚上这次会上，他们要求的台我们的机器几乎都找到了，当时很高兴。

网易财经：牡丹品牌在文革中曾经被改名为“红旗”，后来又为什么改回了“牡丹”？

沈方：这个产品和严总开发的产品还是很有关的，严总在8402这个产品之后设计了牡丹644。

严毅：省去了两个电子管，因为当时是按电子管论价的，管子越多，价钱越贵，所以省去两个管子，工艺一样，但成本可以降低。

沈方：1968、1969年做的。

严毅：这个机器是我和他母亲合作的，他母亲做美工，画机壳图，我搞里面的电路。

沈方：到1970年，因为那时有出口，这时叫“晶体管产品出口”，实际上拿红旗产品出口人家是不买的，在电子管产品出口时，牡丹在国际上已经有它的影响力了，文革阶段把名字换成红旗，消费者不认。

严毅：尤其是国外消费者。

沈方：对，直接影响收益，所以提了很多回，后来在1971年时恢复了，批准我们仍然使用牡丹品牌，那时的644是最早成批量出口的晶体管产品。刚才说到的2241产品在评比时的情况，其实严总刚才还少说了一点，他们找到的台我们能找到，我们能找到的台他们的未必能找到。

网易财经：我记得2241的型号还曾经被作为国礼赠送外宾。

严毅：当时主要是在各大饭店，尤其是北京饭店。

网易财经：北京无线电厂的辉煌和牡丹收音机紧密联系在一起。

严毅：是这样的。

虽退出日常生活，但成为收藏者的至爱

网易财经：后来牡丹收音机为什么停产了？是什么时候停产的？

沈方：也不是停产，就是分几个阶段，60年代、70年代搞收音机……

严毅：80年代开始上收录机了，收音机不能满足人们要求了，到了90年代，立体声、组合音响这些都上来了，产品慢慢交替，收音机就慢慢淡出市场了，因为后来的产品都包含收音机的功能。

沈方：收音机产品也有，我们的收音机一直做到1995、1996年时还有，就是方式不一样，在八十年代时，收录机对收音机的冲击是很大的，因为它属于复合型产品，有收音、录音，组合音响里还带唱机，后来还有数码CD机，这时的生产方式有了很大区别，在八十年代时，按我们今天的理解就是出来了很多“山寨版”的收录机，对市场冲击挺大的。

严毅：也冲击了我们。

沈方：按理来说，咱们国家的电子产品在一开始就是面对国际市场的，和其他的产品不太一样，早年是计划经济，我们不太考虑市场，都是国家统购统销，包括出口也不是我们自己做的，虽然我们做生产，但企业自己的利润并不是很大，都是由国家流通部门来做，那时候是计划经济，销路不成问题，主要看你的质量、音质，其实牡丹的产品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音质非常好，就是因为它之前研发的基础和生产工艺的过程。到了七、八十年代，我们也一直严把质量关，80年代我们厂的口号就是“质量第一，一切为用户”，在80年代，我们有两个产品是国家级银牌产品，6410和6410A，80年代以后我们就有了面对市场的产品销售科和技术服务部，每天都要接收很多用户的来访，我记得在八十年代中期时有一次，一个用户寄回来了一个6410，因为他家里着火，收音机的外壳损伤了，我看到我们这个产品烧得很惨，后面已经完全烧化了，里面露出了元器件，都糊在了一起，用户说，能不能给我们换个壳？这个机器还响。

网易财经：那证明牡丹收音机的品质确实很高。

沈方：后来我们收了，并且给他换了一个壳。

网易财经：体现了用户对牡丹的喜爱。

沈方：当时电视还不是很发达，主要就是由收音机影响人们的文化生活、经济生活、政治生活，通过收音机了解新闻、国家政策和社会发展，收音机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更好质量、更能体现生活品质的收音机当然很重要，当时的三大件就是收音机、手表……

严毅：“三攥一滴溜音”，就是手表、缝纫机、收音机，一滴溜就是自行车。

网易财经：牡丹牌收音机的外形和音质受到了很多收音机爱好者的追捧，据您所知，现在市面上大概流通着多少台牡丹收音机？

沈方：不能说流通，应该说是收藏，上次北京市广播爱好者联谊会让我们牡丹去开会，后面堆了一大堆的收音机，都是我们牡丹厂的，有的机器甚至我都很奇怪，因为这个机器我们并没有出厂，他们怎么会有这个收音机呢？这个机器是我们当时做试验失败的，后来我理解了，这些人都是当时自己买、自己装，买我们的处理品，所谓处理品就是做试验不合格扔在仓库的，他们买了回去，那些机器非常多，8402至少有二十来台，2241也有。关于这个问题，为什么现在会有这么多收藏收音机的爱好者，别的产品没有？我分析它有很多原因在里面。

网易财经：主要是哪些呢？

严毅：因为收藏者喜欢，所以投入了精力、金钱收藏，收音机在五六十年代是比较神秘的，离得挺老远的竟然能收到很多台，它是作为认识世界的第一个电子产品，通过它学习科学，另外收藏起来也不贵，花几十块钱买处理品回去改装。另外当时我们的刊物做得非常详细，有像牡丹8402，那篇文章还是我写的，里面对于结构讲得详详细细，怎么装、怎么弄，那时不像现在的企业一样对于技术保密，有什么都告诉人家，人家有条件就会自己装，所以对那个东西有感情，一直到现在还很喜欢，上次还拿出来让我签名。正因为这个原因，爱好者们喜欢的机器一般都带有地域特点，北京的收藏者主要就是喜欢牡丹，上海的收藏者喜欢红灯、美多，南京的喜欢熊猫，当年广州还没有什么像样的品牌，不知道什么原因，在改革开放以前，广州没有什么很好的品牌，但自从我们不做收音机以后，广州地区现在的两德成为了后起之秀，我作为搞收音机的老前辈来说还是很敬佩他们的，他们搞的收音机比我们那时做的进了一大步，不管是电路还是加工精致程度上，都是一些新的概念，不像我们原来的一些程式化的东西，甚至我还看到了一台DSP的机器，软硬数字处理的收音机，非常好。所以收藏有地域特色。

网易财经：但还是不能影响牡丹在广大收藏迷心目中的地位。

严毅：关于这个我要讲一句，名牌都要靠好的精品支撑，牡丹电子管收音机里的911和晶体管里的8402，这些产品都是跨地区的，全国的收藏者都喜欢，因为质量上有特点，外型又很漂亮，全国的收藏者都希望拥有一台，这些机器都是跨地区的。

网易财经：最后请二位形容一下你们心目中的牡丹精神。

沈方：牡丹这个品牌，在八十年代时我们提出了“质量第一、一切为用户”，再往后做企业、产品也应该遵循这点，“质量第一”体现了技术为基础、科技为基础，“一切为用户”体现了我们为用户服务的精神，在今天来说，用户也是企业发展的主要动力，其实还是原来那句话，“质量第一，一切为用户”，强调科技与服务的概念。

严毅：现在牡丹不搞收音机了，但别的产品还在搞，希望按照牡丹原来的精神把品牌做得更辉煌，另外我们也希望南方地区的一些厂，比如刚才讲的“两德”，他们能够在收音机行业为我们国家争取更大的光荣。

网易财经：好的，感谢二位为我们重现尘封已久的辉煌历史，希望旧牡丹散发出新的芬芳，谢谢二位，也谢谢网友的关注。 （梅芳 老邓） (本文来源：网易财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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