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4月渡江前的那几天——讲给现在的孩子听

49年4月渡江前的那几天——讲给现在的孩子听

记忆中，49年南京的春天来得十分迅疾，不是来得早而是来得突然。三月整整一个月的春寒料峭，直到清明前，妈妈还给我穿着小棉袄。天时阴时晴，雨下了又停，停了又下。清明后，连续晴了几天，气温马上升上来，春天的景象很快铺展开。那时南京街头没有多少行道树，水泥路沿小片泥土地上小草一簇一簇地蹿出来了。我读书的夫子庙小学（就是现在大成殿后面）校园几棵槐树，还有西北角上的一棵枇杷树，树冠上都有了新绿。天气渐暖，社会上也好像有什么在躁动不安，虽然那时我还是少不更事的孩子，心里也感觉到有一种要变动的情势。

小阁楼上听短波

我家住在三山街附近一个大院里，同住的十来户人家，有商人、工匠、教师和小工务员，就像《72家房客》中写的那样，都是社会中下层人员。整个院子里的人，平常相见总是和和气气，大人、孩子相互串门，打闹，尤其是夏日晚上乘凉更是有说有笑。各家有事互相并不遮避，人来人往门上从来不上锁。相见说话更是随便，特别是对于市场物价，对于时局发展，大家想说就说，想不通的问题就发几句牢骚，就是对当局也免不了想骂就骂，毫无顾忌，决不担心会因此捅出漏子。常听大人这样夸说邻里和睦：“没事，关起门来一家人”。

那一年（1949）过了阴历年之后，时局紧张起来，院子里的气氛也有了变化，各人都好像在防备着什么。原因是有几户人家来了外地亲戚，是从江北逃过来的，言语间流露出对于战乱的痛恨，到底是恨哪一方，听不出。不知他们的底细，大家也就不敢在他们面前乱说了。我的两个哥哥都还年轻，特别关心时事，又不大相信外面的报纸。大哥是修无线电的，弄来一架短波收音机，藏在平时放材料的小阁楼上。说是每天早晨8点、下午4点两个时段“共产党喊话”（就是新华社对国统区广播），哥哥和邻居几个年轻人这时就要钻到阁楼上，把声音放得低低的听。几户老邻居有时也摸上来：“听听共产党到底怎么讲？”悄悄的来又悄悄的走，绝少说话。我们几个孩子好奇也要上阁楼，都是被他们骂下来。不给听还下任务，要我们故意在楼下唱歌，起掩护作用。一两个月听下来，大人心情却似平和了许多。大哥有个军队的朋友到台湾去了，带信来鼓动大哥。大哥最终没走，可能是听广播起了作用。

招兵告示满街贴

1948年冬天开始，南京街头出现了许多异常情况。记得黄伯韬战死时还开了追悼会，散发小册子，宣扬他是“效忠党国的黄忠”。紧接着下来“徐蚌会战”（国民党称如此淮海大战）愈打愈紧，报纸上消息都是“国军转进”，结果是愈转离南京愈近。大街小巷面食店做了大饼不卖，装进麻袋作“军需品”，装上吉普车往大校场飞机场送。听大人讲，是空投前线给被围的军队。农历年之后，“军需大饼”也不做了，因为想空投也无处可投，共军已到了江边上南京的北边大门口。

街面上的景象更是异常，市面乱象纷纷，不论是老板还是伙计都是无精打采的站着看大街。大家嘴上不说，心里是在犹疑，就像是不知道下面的路怎么走，拿不定主意地在观望。店堂里看不到存货，有了生意再不是像以前那么抢着做。平时灯火直亮到半夜的夫子庙、三山街等等闹市区，每到晚间各家早早“打烊”满街乌灯熄火。

再下来的日子，马路上格外地忙乱起来，往光华门方向的车子愈来愈多。出租马车、“野鸡汽车”（即出租车）上面堆满大包小包，颤颤巍巍地挤在大中桥路口上，大家都知道这是有钱人赶飞机去台湾。飞机票已经十分吃紧了，一般人很难买到。大哥的那位军人朋友去了台湾，又返回来接老婆和弟弟，即使有军队的“派司”（证件），为买机票还等了好些天。他的弟弟是和我同年的玩友，他走时，我们还动情地惜别了一番。他们走后没几天，市面情景大变。一天之间大街小巷出现了许多招兵告示，旗号十分显赫，有“国防部”，有“XX军司令部”等等。记得我家附近水仓巷口一面空墙上就贴了好些张，其中一张招收装甲兵。上面对被招人员的前途讲得天花乱坠，事后看来不过是国民党军队在收罗最后一批“炮灰”。

警察局里没警察

街上的混乱只是表象，政府内部才是真正的乱糟糟。同在一条街上有位叫老刘的邻居，在邮局工作，平时很忙。那一段时间却出奇的空闲，隔三差五跑到我们大院里来“逗赌”打麻将，一打就是一个通宵。据他说，局子里（他说的是邮政局）头头们忙着准备“跑”，下面没人管。起先他的话没人相信，认为这只是他找“赌友”的托辞。因为街上虽乱，一切都和往常没有大变化。瞻园路上几个戒备森严的军队机关，虽然军车进进出出昼夜不停，可站岗的哨兵还是站得笔挺，并未显出“败象”。虽然大家已经知道共产党到了江北，和南京仅一水之隔，但社会上报纸、电台也还在宣扬江上军舰火力如何强，着意让人产生“江防”牢固的印象。就连站在街边维持秩序的警察，咋咋唬唬的喊叫声丝毫没有降低调门。一天警察到我们大院来抓赌，仍是声色俱厉，按法行事决不通融。老刘拿出邮局的“派司”也不管用，一帮“赌客”还是给抓到“局子”里去了（这回是警察局）。

就是凭这些表面现象，老百姓相信了“国民党还有些日子”的说法，各家各户还在按部就班地生活。忽然有一天情势突变，首先是听短波的哥哥传出：“谈翻了，看样子还要打。”接着是一天傍晚，天上无云无雨却传出一阵阵闷雷，不紧不慢，时密时疏，却十分撼动人心。孩子们只觉得有趣，大人看不出是惊恐还是欣喜，可以看出的是大家都知道这决不是雷声。人们不约而同地走出门来，站立在街心，朝“雷声”传来的西面方向眺望。天开始降下夜幕，就看到伴着“雷声”时起时熄的火光，映得西边的天空又红又亮。站得满街的人看着、听着，随口议论着。

不知道那一夜大人是怎么过的，我还是和往常一样一夜好睡。睡到半夜，被邻居的谈话声惊醒。天还没亮，他们的声音却十分高，并不怕吵醒邻居，好像特意是要让别人听到。“……睡下没多久，号子门开着，看号子的人不见了。我们大着胆走出号子，外面也是空荡荡的，整个警察局看不到一个警察。没人看，我们还不出去，蹲在里面干什么？”是前两天被抓的“赌客”跑回家来了，一惊一乍地，不知是惊是喜。

街上几处有乱象

新的一天就这么开始了，看来国民党已经逃走，共产党还没来。母亲不知外面情形，告诫我们兄弟：“不要出去乱跑！”父亲出门去转了一圈，回来说外面有点不稳，讲完拉着我手往外走。原来我家在太平路与别人“搭柜”（合伙做生意），有一批皮鞋在那里，父亲决定把它取回来。果然外面乱得很，一路走过，建康路、中华路，各家店铺大门紧闭。街上聚集了许多人，既不做事，也不赶路，有的观望，有的闲荡。在白下路、太平路拐角的中南银行墙脚下，放着一个草绿的金属罐，上面有个开启的圆环形阀门。大伙先是围着看，看不出是什么东西，后来不知谁叫了一声：“炸弹！”众人“轰”地四散跑开，远远地站着看动静，谁也不敢近前。究竟是不是炸弹，没有人知道。

父亲带着我赶到店里取了钱柜，还有几双高档皮鞋，抄小巷裆往回赶。走到小火瓦巷，路边几个抱着膀子的壮汉靠近我们，对父亲半认真地说：“什么好货，给看看。”父亲一阵惊恐，连忙打招呼说：“几双不值钱的鞋子，小本生意，怕丢掉才拿回家。”旁边一个年岁稍大的男子看到父亲一脸的尴尬，走出众人笑着说：“玩笑，玩笑。都是居家过日子的人，说个笑话，别在意。”父亲笑着谢了，拉着我快步离开，嘴里念叨着：“要是真遇到坏人，现在真没办法。没人管啦。”

一路上再没遇到什么麻烦，倒是回到家门口，看到一片混乱。我们居住的巷口是一爿面粉行，平时做生意十分“倒扣”（南京话：过分地精、刻薄）。前些时粮食紧张，有货不卖，引起众怒。这时附近百姓责问：究竟有没有面粉？为此产生纠纷，有人趁势打开店门，往外扛走面粉，一时秩序大乱。父亲只得领着我绕路走回家。那一整天，我再也不敢出门。外面不断有消息传来，说是内桥那边好几家米行打开粮仓任人取。

第二天，一大早就听说夜里过了部队，可大家都说一点声响也没听到，于是众口一词地夸说：共产党真的不扰民。比我大几岁的哥哥在家待不住了，偷着跑出去看热闹。不一会跑回来，像看到海外奇闻一样，向我们讲街上发生的事情：“三山街在过队伍，‘老万全酒家’门前有人起哄要抢酒。老板拿酒瓶往人头上砸。共产党的兵举着枪不让砸。”父亲问共产党部队的装备，哥哥只说他们穿土黄布军装，没见到什么大家伙（指重武器）。父亲听了直摇头：“国民党那么好的美式装备，给打败了。真想不到，这也许就是天意了。”

49年的人们躲起来听短波，想听听共产党怎么说。79年代的我们也躲起来听短波，想听听国民党怎么说。09年的我们什么都听不着。

         ———— by 老式收音机